红17军军长、政委相继叛变，建国后却一个当上村长，一个成为科长_叶金波_张涛_方步舟

1933年8月，红17军正式宣告成立。该部队由三个区组成，主力部队主要为第3师，约3000余人，另外两师总数约为1000人。作为红六军团的预备队，红17军自成立之初便展现出强烈的战斗意志。军长张涛、政委方步舟、副政委叶金波三位领导迅速带领队伍打出了第一场漂亮的胜仗——木石巷港战役。

这场战斗中，红17军向郭汝栋的部分部队发起了猛烈进攻，尽管敌人防线坚固，红军未能取得全面胜利，但他们集中主力进攻木石港，成功摧毁了敌方的所有碉堡，消灭敌军近千人，并缴获大量武器，成功收复了木石港。初出茅庐，红17军便展现了不凡的战斗力，全军上下士气高涨，士兵们纷纷认为，接下来的反围剿战役必定会接连取胜，士气如虹。

然而，命运并没有如他们所愿。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，红17军陷入了巨大的困境。历史上的这场战役，缺乏毛泽东的指挥，战局愈加不利，最终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。而红17军的悲剧则源于他们过于自信和骄傲。由于初战的胜利，军心浮躁，指挥官们未能做好充分的战术准备。他们不仅没有追击敌军，也未能及时进行战略转移，而是停留在木石港地区整整七天，这一决定无疑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。正如血战湘江时的中央红军一样，红17军也未能承受这一错误，结果悲剧难以避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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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，郭汝栋调集大量兵力，对红17军展开了埋伏，红军的指挥官对此毫无察觉。最终，在王文驿一带，红17军遭遇了敌人精心布置的层层包围。那一战异常惨烈，红军士兵们尽管英勇作战，但在强敌面前，无力回天。整整一天一夜的激战，红17军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原本4000余人的队伍，最后只剩下连长王义勋带领几百人杀出重围。其余的战士全都壮烈牺牲。

更为令人痛心的是，红17军的军长张涛和政委方步舟相继叛变，甚至连部队的番号也被取消。这种情况在红军历史上极为罕见，尽管红军曾多次遭遇失败，像血战湘江那样的惨败也屡见不鲜，但从未发生过整个军队的领导层全体叛变，且部队被彻底解散的惨剧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红17军的崩溃？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33年，在通山县黄石洞召开的一次大会上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聚集在一起，激动人心，斗志昂扬。大会的气氛充满了革命的激情，许多人赤脚蓬头，但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在那时，红17军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战斗力的崛起。

提到红17军的领导层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关键人物：张涛、方步舟和叶金波。首先是张涛，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，他曾参与过北伐战役，并且在唐生智的湘军部队中服役。1926年，张涛参加了北伐，随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武昌，并且接受了政治教官黄克诚的培养。黄克诚的影响让张涛迅速加入了红军，成为红五军的纵队长，后来，他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色，最终晋升为红16军副军长，并在1932年任红三师师长。这支红三师成为后来红17军的核心力量。张涛可以说是红17军的一位硬骨头，战斗经验丰富，足以指挥一支强大的队伍。

其次是方步舟，这位同志的革命经历也同样辉煌。方步舟从1927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参与了南昌起义，并与部队南下广东，参加了潮汕暴动。后来的组织工作使得他成为鄂东南地区工农运动的领袖之一。在方步舟的带领下，阳新、大冶地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，他还组建了鄂东南独立师，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军事和政治人物。无论在军事指挥还是党务工作上，方步舟都有着出色的能力。

再看叶金波，他的革命生涯同样充满传奇色彩。叶金波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很快投身到农村的农民起义中。他曾参加鄂南秋收暴动，占领通山县城，并成功抓捕了国民党县长。叶金波在敌人层层封锁下，发展了数万名农民会员，为红军的力量增添了巨大的后备力量。尽管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，并开出高额悬赏，但叶金波依旧屹立不倒，屡次粉碎敌人的围剿。

这样一支由三位实力强劲的老革命带领的队伍，本应在战斗中屡建奇功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内外因素，红17军还是在面对敌人主力时崩溃了。红17军最终没有能扭转战局，遭到了郭汝栋的重重围困，导致全军几乎全军覆没。

那么，红17军的番号为何会被撤销？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。部分历史学者认为，主要原因是副政委叶金波的死亡，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整个部队的士气和领导层的稳定。1933年，正值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盛行，导致不少干部被打压，叶金波更是因被错误指控通敌而遭到冤杀。面对同袍的死去，加之战败后的心情惶恐，张涛最终决定脱离队伍，投降国民党。

方步舟则没有像张涛那样迅速叛变，他只是被撤职并接受处分，依然留在红军内继续指挥作战。然而，随着1937年形势变化，方步舟最终也离开了党组织，加入了国民党，成为游击总队的一员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这两位曾经的革命老兵，在国民党中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一套“红军风格”，不仅坚持教士兵读书，还抵制破坏百姓的行为，直到解放战争时，他们甚至拒绝与我军交战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方步舟最终带着800名部队投降了我军，接受了陈毅的宽大处理，获得了“将功折罪，既往不咎”的政策安排，最终成为了南京宣城农场的副场长。而张涛则在战后直接回归家乡当农民，最终也坦白了自己在叛变事件中的责任，获得了党组织的宽容和对待。

这两位曾经的红17军主官，虽然在历史中因叛变错失了开国荣誉，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更深的灾难，最终平安度过了晚年，担任了科长和村长等职务。然而，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深刻警醒：在历史的重大抉择面前，逃避并非最好的出路，只有坚持和信念才能带来真正的胜利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